你播种,我插花/《秘密读者》2014年12月号

发布时间:2020-06-18

你播种,我插花/《秘密读者》2014年12月号

0.
若不是记者李志德写下来,我还真不记得那天稍早,「牛粪博士」朱政骐把自己装在棺材里,运到立法院门口绝食抗议,自谓象徵台湾立法权对两岸协议不闻不问,与停尸间无异。

晚上抗议服贸的晚会还没完,尸骨未寒的政骐听闻一阵骚动,有人喊冲立法院,顾不得志业未尽,一个打挺,旋即见证台湾史上首次佔领立法院的抗议行动。

318佔领运动这桩事件一度开创契机,许多人闷过头了的苦水得以倾吐到公共领域,让其他人也看得见、有共鸣。佔领立院大厅的黑岛青等团体连袂退场后,各方参与者纵然还有满大肠的不甘,主战场已陷,只得陆续散去。回到日常生活,大众媒体再次割据我们的视听,在这样的条件下,实体与虚拟的书店平台同时是公领域的一环,也是稀缺的认知资源。出版之为用,说大不大,说小不小,却扎实是一种公共讨论与记忆的方式。

其实反服贸协定的呼声2013年底,声量就缓缓加大,渐次有些反服贸「同人誌」,318期间受群众募资培力,诸如《我来,我见,我改变》、《反什幺服贸》等「小本的」,迴响都相当热烈。出版社或出版业的脚步,很难快过这些不虑营利的小册子,不过后者未涉足出版业流通渠道,运动降温后没入寻常百姓家、喫茶店,也就不易索骥。因此,下文固将同人誌纳入比较的视野,评论书目仍限于目前出版市场或图书馆可取得者。

讨论的轴线,一条是「观察者是谁」,一条是「想沟通什幺」。此际离事件未久,各种记录间书写/传抄/改写(注1)的差异还不明显,比较适合看五日、十日线,亦即,相对于行动,观察者想透过出版记下什幺、表达什幺?这沟通的主题我归纳为三种:情感经济、记录实作、分析与反思。

1.
无限出版的《那时我在》,8月出版,辑一是事件日誌,穿插「听名字有点印象」的人物的纪事,辑二则是73篇运动期间或退场未久时的参与者访谈稿,受访者以大学生居多,佔比应高过书末收录〈太阳花学运静坐参与者的基本人口图像〉报导的56%。本书比蒲公英计画的《我来,我见,我改变》晚四个月(注2),可惜不脱后者格局。《那时》不乏可取的观点,但量少又受编辑策略所限,注定零散。这类出版行动着重于疏通情感:一方面是在运动现场的情感,另方面是「家」所象徵的「不理解」、「不体谅」甚至禁止(注3),这类出版行动首先期望弭平两边的差异(注4)。《我来》扉页「给亲爱的____」以及陈列于佔领运动现场、提供借阅等作法,明显瞄準「家人」,收文方向也聚敛于此。两书的第一个层次都是让参与者有机会细述「我为什幺在」,欲理解参与者情感的人可由此找到门径;若再退一阶看,两书出版,何尝不是期望将运动期间的情感重新流通起来,搅和退场后很快又行礼如仪的日常生活。

「一位母亲的三一八运动事件簿」,杨翠的《压不扁的玫瑰》如是标榜/稀释作者的身分,她确是母亲,但即便撇开这家人在反对运动系谱的位子,教授双亲和研究所的儿子,文化资本仍丰厚得拔尖。读来难免觉得尴尬,譬如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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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被看见者的主体」,很可能恰恰好是「不被看见者的主体」的压迫者/压抑者。[…]
其实,这个问题的核心,并非「被看见/不被看见」的问题,而是每一个实践者「如何看自己的实践位置与意义」的问题。「被看见者」也是通过「被看见」,从而辨识、确认或调整自己的节奏与方向:那幺,「不被看见者」呢?他们要通过什幺?如果累得要命、痛得要命,却无法「被看见」(意思是「被认同」),那如何辨识、确认或调整自己的节奏与方向,从而确认自己的实践意义?(161-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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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并不认为杨翠出版本书会遮蔽其他母亲,但委实没办法为其他没能力写书但同她一样爱孩子的母亲分担,大抵也没办法帮忙「辨识、确认、或调整自己的节奏与方向」(还有哪位母亲的参考点是魏扬呢?),只好猜想是「政府动粗,妈妈生气了」,318运动期间的伤害,恐怕比杨翠愿意承认的还要深。杨翠文笔温柔流畅,却无法引导我进入全书份量最重的母子情谊;本书维持原来脸书动态的体裁,可能是其中一道「门槛」,让读者难以参与。好比5月20日前后的几篇,包括怀念詹益桦(注5),「关键的第一时间,残暴的国家机器纹风不动」(注6),喷水车坐视自焚,对比佔领行政院、升高冲突后警察与行政的暴力,里头还有很多文学与社会学的细节可谈,有複杂的情感可耙梳,谁曰不宜发展成更完整的文章。运动中的切割与收割、夺权与分权、可与之或不可与之的伙伴、权力关係、左统等主题,散见于按时序打印的脸书动态,拓充其份量,搞不好更有助于将这对母子、这一家子间彼此守护的情感,疏濬到读者身上,而不是巩固作者与读者的界线。

将私人情感投进公共领域流通,有助于强化情感,或许也有可能开展,各人读出自家的意味。假使阅读这对母子或这家人的互动与际遇,能让我更理解自家,甚至让势如水火的母子或家庭找到同理对方的契机,总有机会进一步发现:自家、乃至台湾社会芸芸家庭里的亲子冲突,有政治的性质,有其公共的成因。

耐人寻味的是,魏扬在这本书里严格说起来是「缺席」了——是,在第一部「运动事件簿」里,魏扬的脸书动态穿插在杨翠的动态之间,然而魏扬对话的对象鲜少是杨翠(杨翠就跟许多运动参与者的母亲一样,跟子女活在不同的时间里,遑论杨翠还比一般家长更有条件「跟上」子女),他多半朝着不特定公众发言,而杨翠固然对佔领运动的方方面面自有见解,如前所述,也只能鬆散呈现,许多段落更是急着帮魏扬辩解。这些文字在事件发生的当下扣人心弦,只是逾半年过去,不耐难免稀释了感动。说快一点,倘若作者与编辑没能协力重构并引导读者渐次进入(虚构的)事件当下,恐怕就要等到历史重演,才会有人重读、抄写这些文字(并在彼时的媒体上转载)。

第二部「家族记忆与家庭支持」在对话的天平上替杨翠「平反」了一些,可惜是旧文,而且当时(原文刊于2012年5月,士林王家抗争后)魏扬已经点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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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[投入社会运动]正是去试图理解一部写满抗争篇章的家族史对我的意义、去重新发展自己与曾是「运动青年」的父母亲之间的关係,最终要去思辨:镶嵌在这样一个「社会—家族—家庭」脉络当中的我,该如何去定位我的实践位置?(243-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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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年后,行政院和乌来,魏扬貌似越来越确定自己的实践位置,这本《压不扁的玫瑰》反而透露杨翠的伤痕、自我疗癒和难以放手。自我疗癒跟自说自话本只一线之隔,没有他者介入,很难察觉自己的盲点。这个十分特殊的家庭从苦难与困顿得到开放和相信的力量,陈为廷也曾表示羡慕,要为更多家庭创造同样的条件,将讲述与疗癒的工具,传播给每一位「母亲」(此指担任这个功能的个人),势必要投注庞大心力,但长远来看,必有反响。

2.
侧重记录实作的作品,如《318佔领立法院》、《从我们的眼睛看见岛屿天光》、《野生的太阳花》和《三一八暴民展》,我最推荐《野生的太阳花》。

《318佔领立法院》成书非常快,运动退场才一週就出版了(4月18日),内文排版不甚悦目,文章则显然成于事件仍在开展之时,侧重记录当下心境,报导本次运动的特色。本书的作者和内容都很多元,编者分成五部,其中「科技与传播参与」和「街头民主」两部分,其他同主题书籍似乎鲜少谈及,或是谈得不够深,是本书暂时无可取代之处。《从我们的眼睛看见岛屿天光》从物质的角度来说装帧得比较精緻,照片多,字少,范云的活动记事佔了不小篇幅。本书有包膜,不妨请工作人员帮你拆封,翻翻再决定要不要入手。

《三一八暴民展》这类影像记录的困难在于,论丰富很难比20几天里流窜脸书的影像更丰富;如果它设定的读者是去不了现场、或脸书社交圈跟社运舒适圈重叠较小者,则定价跟装帧方式设下了不低的门槛。题外话是,「暴民」一词颇让我苦笑,毕竟更暴力的政府与人民我们都见识过,何况这群暴民的决策核心会切割佔领行政院的暴民。

黄恐龙的《野生的太阳花》就非常有意思了。黄恐龙在运动期间每天绕立法院周边,摄下有趣的作品,且尽可能保存其周边脉络。接着,他开始区分主题,譬如「吼吼熊退回服贸」、湾娘、「Z>B」等,一边呈现照片一边介绍梗,简略分析。「挪用」这个主题底下就列了7大来源,颇能侧窥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出生的台湾青年的「模因」(meme)。至于「诋毁攻击」的作品,黄恐龙没有避讳,按诋毁的逻辑分类说明,于是我们会记得台湾社会如何轻贱「零号」、「娘」、「失智」和「老」等语意,以致把马金江等人跟这些语意挂在一起,能够达到污衊、洩愤的效果。「外场的创作物…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可能上不了檯面,在心态史上却可能比内场那些精緻的艺术作品更具代表性,对后世的历史研究也更为重要」(注7)。黄恐龙很清楚自己要做什幺,这是成就好书的必要条件。

3.
观察《那时》辑录的发言者职业,会发现记者与影像工作者佔比仅次于大学生。在事件还不稳定的时节,关于事件的诠释犹在竞逐,甚至事件本身还会因为后发的事件而改变幅度,例如将年底九合一选举的结果诠释为「太阳花路线大胜」(陈文茜)或「公民社会的胜利」(何明修),例如江宜桦下台后的际遇,都会回头影响我们如何记忆318佔领运动。

此间记者的戏份非常吃重。不独因为大众媒体已经接手我们对社会世界的感知,更因为记者长期钩织他的「线」,自有他理解那条线的观点,否则被裹缠其中,轻易会晕失报导的判準。四月之后,新闻e论坛的《街头守门人》、黄子钦等14位作者的《暴民画报》和李志德的《无岸的旅途》,刚好形成一个具有张力的三角,一端近似公民记者团体,一端是资深记者,一端是文学与出版人,从三个角度对资本庞大、科层完备的电子与网路上的大众媒体发起反思。《这些太阳花学生教我们的事》的作者叶柏祥也出身记者,他用出版打游击,宣扬反国民党及台独理念;若不熟林飞帆、陈为廷等人与NGO之背景,本书介绍成大零贰、清大基进笔记、农阵等社团及2013年的几个事件酝酿的集结契机,为他书所无,但除此之外没有明显亮点。

《街头守门人》的最大亮点不是书封的警戒线黄,而是它翔实记录了组织有效运作的方法,更不畏谈编採冲突等难处(注8)。对媒体从业者而言或许稀鬆平常,但这些知识无疑补上了「公民媒体」四字到实作之间的落差,为后进铺路。我的外行判断是,新闻e论坛「自然演化」出一套运作模式的过程,对社会运动的研究者及较资浅的NGO工作者也会很有价值。本书保留了相当数量成员的声音,诸如「我其实有点很[sic?]担心大家是因为十三万人才继续做」,「这(创业)就是我们在场的人都认同的生涯规画吗」,「理智告诉我要断,心思却被箝制在现场」(注9),能存续的组织多半都会遭遇这些歧见与磨合,它本身很「有戏」,也略可参考。另外,本书让集体的故事与能扣回一个名字的发言并存,也是编辑上的良好示範。

《暴民画报》汇集了文学场中人、记者和出版人对佔领运动的记录与反思,黄子钦幽默且刻意拼贴(注10)的平面设计不但反讽「暴民」一词,也突显本书的起手式就是拉开距离,营造反思的余裕,当然,也漫溢着怀疑的口气与勉为其难。譬如朱宥勋和郭正伟谈兵役与工作跟运动实况间的拉扯,谈他们怎幺拗折自己。陈夏民选了一个世代夹缝间两不讨好的位置,不过「年资阶级」问题还是没有抖开来谈,那跟生活其实最相干不是吗?印卡的〈济南夜话记〉稍嫌杂蔓,不过触及的议题都值得追索。「诗歌不单单是面向政治,或是说诗歌的意义不在所提供的抒情,而是可能的政治」,他写道,亦即是期待诗歌(乃至文学)带给我们「应该做什幺」的远景。顽石吐蕊,是时候了(注11),台湾社会越来越能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回应政治事件,替政治製备了锦囊,长远来说,政治有机会由此变得更丰富。儘管本书主要是记录思考的痕迹和「小确信」(注12),找不到、给不出行动的答案,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说还非常幼稚,但反正这个社会标榜「成功典範」的人向来不缺,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理论问题,还是要在实作中试误。

严格来说,李志德这本《无岸的旅途》直接讲318佔领运动的篇幅,怕佔不到十分之一,但它适时补上了运动的政治脉络,叙事灵巧,篇章安排也看得出深思,值得你列为跨年暨元旦连假的读物。本书首先铺陈台湾与中国的交往出了哪些问题,接着说明为什幺台湾(马)政府(主要是海基会)会失能,介绍当前两岸关係中尚未被摧毁的国共平台(也许外加香港立法会)等政商权贵集团,继而提点出台、港、中可能合作的反对势力及其交流状况(注13)。他拆解九二共识、阐述辜汪架构的象徵意义及其操作,分析中共官方媒体的习惯与操作画面的语法,这些都是318之后继续盯梢两岸政府及政商集团的政治面必备知识。话说回来,时局仍在改变,九合一选举后,本书所谓「祭司集团」的势力消长有待观察,而顶新在毛治国上任之际出售101大楼的股权,获利181亿元,烂摊子留给马政府收拾(注14),在在显示《无岸的旅途》仍然在路上,经济的利诱会比飞弹还有效,然而天底下没有搁置政治的经济这种事。对了,本书几乎没讲到王金平的布局,是有些可惜。

4.
《暴民画报》和《无岸的旅途》的确杂揉了分析的面向,不过前者的诸位作者不倾向立论,后者固出自记者手笔,却没有美式「记者书」(注15)下盘虚浮与轻视读者智力的通病,只是分析与论点埋在故事底下,且有时为了加强美学效果,叙事多跳接,读者得多花点心思整理。直接在书名标榜「反思」的书也是有的,只是通俗姓名学所谓「缺什幺补什幺」,就是在说高希均的天下文化出版、陈长文和罗智强合撰的《受缚的神龙——太阳花学运后的民主反思》。

《受》所谓的神龙,其实就是构成现代国家的几个关键概念,陈、罗一边阐述,一边怜惜马英九和行政权。全书的核心主张是,318佔领运动严重损伤代议民主跟司法制度的信用与功能,导致其「虚无化」;其次,中国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唯一选项,发展与更平均的分配只能择一。《受》大致展现了「远见华人精英论坛」在意识形态上的底线,亦即,如果318佔领运动掀起的波澜,能让这些既得利益者稍微心惊,那幺他们愿意反思(先不管是反思自己还是别人)的底线,就写在这本书了。

很遗憾,平庸跟狡猾是没有底线的。本书的论点体现平庸,论述策略则相当狡猾。首先,它行文平易,还找了特约插画家来画龙插图,每篇的篇名硬是要加个「神」(注16),篇首再由罗智强撰写鹦鹉学舌的「寓言」,目标读者显然想下修到高中生。我赞成尽可能简化论点和行文,但本书不但欠缺论据,论点更是标準的「书只读半本」。举例来说,在「斗神:民主的斗性」一章中,陈、罗笔下的民主或政治体制显然只扣着选举(或说以选举结果为政治的最终判準),而且「人民」是铁板一块,跟政党的对立一点关係也没有,是政党藉由媒体,製造资讯落差(注17)误导人民。偏偏「人民」不是铁板一块,否则为什幺要从「党外」开始斗你国民党,还斗出了一个民进党(后来的政党自不在话下)?「人民」之间在各种议题上都有程度、性质不一的对立(有些议题有政党代表,有些没有,姑且不论),对立正是肯认複数观点存在的必然结果,更是对立的张力撑开公共领域——否则谁会需要买《受》书回家读呢?在本例中,资讯落差的部份洋溢认知心理学的潮味,挟带过关的却是平庸的政治哲学,诸如此类的偷渡几乎每一章都挑得出来。

另一处让我认为这些「远见华人精英」真是顾影自怜到可悲的,是「鲁蛇神」和「温拿神」这两章,大谈「无知之幕」,要温拿同理鲁蛇,却把阶级再製轻轻放下。陈、罗认为仇富心态导致「人生胜利组」去魅化,鲁蛇质疑社会菁英之所以是社会菁英,或许肇因于游戏规则不公平——嘿,大律师,大自由作家,到底是不是呢?给个说法嘛!——接着一个犀利的逗号,马上质疑鲁蛇「以人废言」,不听既得利益者表达的意见。相较于范畴,陈长文、罗智强之流,显然属于意见品质平平的自由派,这从他们对全球化的论述就看得出来。范畴至少看得到中国以外的世界,陈、罗的全球化仍旧没有比趋附中国更好的办法。

5.
318佔领运动确有其新颖之处,要怎幺以出版回应,企划与编辑很重要。相关主题的书几乎都要处理多作者(如何涵括众多声音),要在时间面向上划界并整理,并衡量此书焦距以取捨多重议题。《无岸的旅途》三部各曰「两岸?」(写两岸关係中肇因于政府失能的人权案件)、「无岸?」(写两岸政商集团)、「彼岸?」(写三地争取民主的潜在同道),精巧得让我佩服。《野生的太阳花》捨去时间面向换取主题清晰。《街头守门人》的状况似乎是新闻e论坛成员也担纲各章编辑,跟卫城的编辑协力,把丰厚的资讯整理得清晰易读。《暴民画报》的平面设计同内文间对话有限,分开来看都不错,摆在一起却颇让人困惑。《从我们的眼睛看见岛屿天光》的排版、装帧等当然都有水準,可是编辑跟《那时我在》一样乏味。为什幺要做这本书?只为了记忆、感动吗?儘管《受缚的神龙》的内容我多半难以苟同,但它企划明确,读得出它的战略定位。

此外,能邀到哪些作者也取决于编辑的人脉,这往往隐而不显地决定了一本书精采与否,也是编辑的价值所在(注18)。「运动不只带人从A点移动到B点,更会帮助他一路上成长」(注19),编辑亦然。

沈家悦在《暴民画报》里写了三封家书给父母和弟弟,还有未来的老婆。杨翠出了一本书迴护儿子魏扬。《那时我在》里面的大学生提到家人的比例不知道有没有超过七成。对于参与社会运动的年轻人来说,睡议场远比回家简单轻鬆。台湾不同阶级家庭究竟各自对成员施加着何种力道,为什幺让人这幺郁卒?父母为什幺放不了手,儿女为什幺不乾脆出走?台湾的家庭史研究还破落,比较有趣的作品是何春蕤与卡维波合着的《民困愁城》,但至多称得上大纲,血肉还有待后续添补。这一票到底要听父母的,还是听子女的,我认为问题是:为什幺这里召唤的是核心家庭?

◎本文摘自《秘密读者(2014年12月)十个关键字,跨过2014》

Photo From Flickr CC by Jan Faborsky

‪本文‎注释‬:
注1:Koselleck, Reinhart. 1989.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History of Events, p.661-6.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1, no. 4 (December): 650-666.
注2:蒲公英计画于寄出小册子给资助人。
注3:请注意318佔领运动中的各种言与文,除非发自父母、家长位置,否则「家」几乎都是(或被说成)保守、反动的,以至于「回家」简直跟「出柜」一样「伤感情」。
注4:或许值得注意的是,这个差异一直延续到年底九合一选举,具体反映在连胜文阵营「这一票听父母的话」之对立于柯文哲阵营「这一票听孩子的话」。柯文哲赢了选举,但世代间认知与情感的差异真的弭平了吗?我十分怀疑。也许「父母」或更长一辈只是接受「柯文哲没那幺危险」而已。选后柯P施展权威,则开始考验支持者的民主素养。
注5:社运工作者曾心仪曾为詹益桦编写纪念文集《阿桦》。
注6:《压不扁的玫瑰》,p.160。
注7:杨翠说得没错,没能打破内场/外场之区分,实在可惜。
注8:公共册所出版的《鲁蛇之春》,主题也雷同,不过它瞄準的是「怎幺搞社运」,算是书市仅见的一本。《街头守门人》跟《鲁蛇之春》这样的书能面世,应可归功于318运动打开的契机,其根本的价值都在于开放。
注9:以上摘录自《街头守门人》,p.155-6。
注10:黄子钦接受OKAPI「放大书设计」访谈,谈到「现在的设计常常是参考成熟的layout,少了『混乱』的思考过程和背后的内涵来支撑,就直接去做了,我觉得那是『layout 消费法』。我们的社会其实没有那幺高发展,不像北欧、日本可以去理解极简,台湾其实是多元的,有很多层次,不管设计或出版,应该可以保留这样的生命力。」(〈拼贴╳黄子钦:从混乱中提炼拼贴的逻辑〉)。
注11:改写自〈Corona〉,策兰(Paul Celan)诗。
注12:譬如陈夏民「终于确信,就算自己人不在现场,也能作些什幺」,朱宥勋「全心全意逼自己相信」,在事件当下,自己做的事情就是自己该做的事情,熊一苹「说完连自己都不太相信」,而江佩津也只能说「绝对不会将目光移开」。
注13:本书明显採纳吴介民的分析框架(作者也有提到),可进一步参阅吴的《第三种中国想像》。
注14:参阅工商时报12月10日的社论。
注15:作者不一定是记者。我所谓「记者书」特徵如下:(1)故事带故事,场景频跳接,好莱坞动作片看太多;(2)不掉书袋,却有抛不停的名词(name-dropping);(3)貌似有论证,细看就知道跳跃;(4)最后一章只有列举,没有综合(synthesis),提不出更高一阶的观点;(5)求新,历史在其中只是陆续被取代的「过去」。行人出版的《不可思议的年代》可谓箇中翘楚,书名有「大数据」或「预测」的书多半也属之。趋势书、未来学,几乎都是这种不靠谱的二货。
注16:这当然是想营造电子游戏的氛围,萌化韦伯的「诸神斗争」比喻,用心良苦,给推。
注17:「新的政治斗争逻辑,会演变成一种『资讯的落差战』,试图透过论述、舆论与传播方法,去形塑双重落差,第一种落差,要让人民认知自己的正义程度强过于自己实际的正义程度;第二种落差则是,要让人民认知对手政党的正义强度弱于他实际的正义程度」(25)。
注18:因此积极的编辑常会藉由对谈、读书会、办小刊物等活动网罗、培养作者。C.f. 大冢信一. 2012. 追求出版理想国:我在岩波书店的40年. 马健全、杨晶译. 台北: 联经.
注19:Alexander Aciman,(转引并重译自印卡,〈济南夜话记〉,《暴民画报》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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